气候变化引发的法律风险与应对策略

在全球范围内，各行各业的企业逐渐认识到自身在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损害方面承担的潜在责任尚未得到充分评估。面对这一挑战，法律总顾问将在界定和应对这些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例如明确具体的责任范围及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

随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深远且持久的影响，社会公众开始反思：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谁应当对气候变化负责？

这些问题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但企业行为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活动人士、公民和政府正逐步采取行动，要求企业对其过去与现在的行为负责。

牛津大学法律与金融学教授Thom Wetzer指出，这种责任追究可以通过三种形式实现。首先，企业可能会因为其过去的作为而面临损害赔偿诉讼，这类诉讼需要计算一个组织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具体份额；其次，企业可能会受到限制其某些行为的禁令；最后，企业可能面临来自政府和公共机构针对其当前及未来活动越来越严格的监管措施。

Wetzer强调，这些潜在的法律责任可能极为庞大，甚至足以导致一些大型企业的倒闭。

“历史上排放量较高的公司更有可能需要为那些由其排放造成或可归因于其排放的危害承担责任。因此，如果一家公司的排放量很高，那么它面临赔偿诉讼的风险也会相应增加。”他解释道。

“另一方面，如果一家公司的历史排放量较低，但当前和预期未来的排放量都很高，那么该公司不仅可能面临未来损害赔偿的诉讼风险，还可能遭遇旨在阻止其继续造成污染的诉讼。然而，不仅仅是排放水平本身构成风险。可以预见的是，那些拥有减少排放机会却选择不采取行动的公司，更有可能成为气候活动人士关注的目标。” Wetzer指出。

品诚梅森律师事务所的气候顾问Euan McVicar表示，至今为止，大多数企业主要关注避免所谓的“洗绿”（greenwashing）行为，认为这是在气候变化领域面临的首要法律风险。但是，随着相关案件逐渐进入高级法院，并有可能为后续案例设立先例，企业的关注点需要做出调整。

一个值得关注的知名案例是秘鲁农民Saul Luciano Llaja对德国能源巨头莱茵集团（RWE）提起的诉讼。原告声称，莱茵集团应对秘鲁冰川融化所引发的洪水灾害承担部分责任。

“尽管所有人都认为这个案件可能会在初期阶段被驳回，但是德国法院已经决定推进此案进入下一阶段，目前正处于举证阶段，旨在明确证据的具体情况。该案件不仅未被驳回，还可能激励更多活动人士在不同司法管辖区进行类似尝试。” Euan McVicar强调。

“关于公司行为与排放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些排放导致的危害，我们可以预见到法律体系的发展趋势将类似于烟草案件，其核心聚焦于行为人对其行为可能合理预见的损害所应承担的注意义务。”他进一步阐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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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企业而言，首要挑战在于识别那些可能已经或将继续导致其面临气候变化诉讼或监管行动风险的行为。McVicar指出，虽然这项任务看似艰巨，但通过运用和调整现有流程，这一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从基本层面来看，流程和机制应保持一致。一个完善的风险管理框架应当已经将企业所面临的不同法律风险及其表现形式纳入考虑，并以相同的方式进行审视。然而，鉴于这些风险的独特性和首次应对的需求，框架内应包含一定程度的前瞻性评估和预测。而且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些风险，可能需要将其与其他类型的风险稍作区分。这种方法在企业处理气候相关问题时已被广泛接受。”他解释道。

Wetzer还阐述了组织如何从识别风险进展到量化这些风险的过程。

“企业可以先评估排放状况，计算出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他说道，“一种方法是将这个总量乘以碳的社会成本。这样一来，就能得出总排放量乘以其社会成本的结果，代表了企业排放对社会造成的总成本。然后，企业可以分析这一成本是否会通过法律体系完全内化，或仅部分内化。这只是众多衡量方法中的一种。我通常建议企业采用多种方法，基于此得出一个或一系列数字，以制定降低相关风险的策略。”

在企业努力应对气候相关风险的同时，董事会成员也面临着日益增加的责任。Chapter Zero的首席执行官Vicky Moffatt专注于为董事会成员提供关于气候问题和公司战略的咨询服务。她强调，气候相关的诉讼不仅会针对整个公司，还可能直接针对个人董事。

“最新的统计数据实际上是一年前的数据，当时全球范围内有1522起涉及气候或ESG因素的诉讼案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类诉讼可能会更多地针对个人董事。许多公司都设定了净零排放的目标，其中不少目标定于2030年达成。我预计那一年将会看到一些高管因未能实现承诺而受到牵连。换句话说，那些未能履行减排承诺的公司将更加成为公众和法律关注的焦点。”

面对显而易见的气候风险，企业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McVicar强调，气候风险应当如同健康安全或数据保护风险一样，自然地融入到企业的决策过程中。

“核心是要确保在进行当前和新活动的决策时，将此类风险纳入考量。” 他提到， “在进行重大决策时，我们需要审视内部治理流程中的审批步骤，同时评估决策过程中是否充分考虑了风险加剧的可能性。”

Wetzer也表示说，这种对气候风险的评估，以及对组织持续气候影响的考量，应当成为企业整体战略规划的核心要素。

“企业的首要任务应为制定一条符合《巴黎协定》目标的排放路径，并将其整合进企业战略之中。这是因为《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科学与政治上的共识，为企业行动提供了方向。若要为企业战略设定一个稳固的基准或指引方向，这无疑是一个金标准。任何偏离此标准的做法都可能使企业暴露于诉讼风险之下。”他说道。

此外，Wetzer还补充指出：“忽视这类风险，或者在企业战略规划中假定其不存在，是不理智的做法，而且这种做法在未来也将难以为继。”